从概念史的角度看启蒙运动

作者:   日期:2019-07-26

摘要: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出发, 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与全球化的初始、新航路开辟、科学革命的成功、欧洲内部思想的跨文化交流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等背景有关联。18世纪启蒙哲学家试图启迪民众心智, 使之脱离被动的心态, 所以他们对人性及其思维状态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还依据理性对未来社会做出展望。本文从概念史的视角, 探究组成启蒙思想的子概念即宗教宽容精神、怀疑批判精神、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内涵及意义。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早已超出18世纪和欧洲范围, 对这场思想运动的背景和意涵的再反思可以加深学界对人类思想史的认知。

关键词:启蒙运动; 概念史; 文化史; 欧洲历史;

引言:

  观念凝聚和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对自身和社会发展状况的认知。人类历史上很多思想运动的成果, 往往表现为创造了一些核心概念, 或者说其思想浓缩在几个核心观念上。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可以说也是如此。“启蒙运动”构建了哪些观念, 这些观念怎样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流动, 并最终变成一股改变世界的思想力量, 是一个值得从概念史或观念史的角度来探究的重要问题。启蒙运动结束两百多年来, 哲学家们仍然在不断地试图回答:什么是启蒙。从黑格尔、尼采、马克斯·韦伯、霍克海默、哈贝马斯到福柯等人, 都以某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在试图回答它。在福柯的眼中, 这场思想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今天所是、所思和所为, (1) 因此, 即使在启蒙运动过去了几百年的状况下, 其思想遗产仍值得注意。

  对启蒙运动思想的研究可以从“历时性”出发, 也可以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启蒙观念在欧洲流动, 与不同文化和思想传统相融合, 在不同的语境中被发展或被重构。政治倾向和利益关注点不同的群体, 如何借用这些观念来看待现实社会, 在特定的语境中如何形成自己的政治和文化诉求, 这是一个仍旧有学术意义的问题。本文拟从上述这些方面来探究启蒙思想的萌生和发展, 及其在不同语境中的再概念化和意义的演变。


  

一、“启蒙”的词源学

  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概念的“启蒙”一词出现得较早。1733年, 杜巴斯 (Dubos) 就使用了启蒙一词, 到1751年, 该词已广泛流行。在启蒙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 启蒙思想家们就已经对自己的启蒙活动进行了某种释义。达兰贝尔在《百科全书初探》中, 勾勒了“启蒙”作为一场思想运动的历史, 包含了一种以百科全书的编纂为顶峰的知识发展时间表。他把启蒙的实质视为传播理性知识。

  然而, 对“启蒙”一词的含义以及什么是“启蒙运动”, 并未形成一致意见。法语“les Lumières”、意大利语“illuminismo”、西班牙语“ilustración”和德语“Aufkl?rung”, 指涉的仅是部分重叠的思想运动。到19世纪中叶, 英语“Enlightenment”一词指称的是18世纪法国的哲学。在当时, 德意志学者也曾对这个当时欧洲文化中的核心观念做出释义,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五年 (1784) , 德国《柏林月刊》就“什么是启蒙”征文。这年11月, 康德在该刊发表文章答问, 写下了一段着名的话:“启蒙乃是人脱离其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状态” (Enlightenment is man's leaving his self-caused immaturity) 。此前两个月, 另一位着名学者M.门德尔松也在这家期刊解答此问。门德尔松在文章中把启蒙运动界定为人类在使用自己的理性上受到教育的过程。 (1) 康德用Aufkl?rung (照亮、清除等意思) 来翻译法文中的对应词。在《答问:什么是启蒙?》文章中, 康德认为:启蒙是“使人类从自我强加的被训导状态中解放出来” (man's release from his self-incurred tutelage) , 而“被训导状态”则是人不经他人指导便无法自己认知的无能状态 (man's inability to make use of his understanding without direction from another) 。 (2) 康德认为, 启蒙运动的目的是把人类思维从一种缺乏自信的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 (3) 这是一个极具哲学抽象意义的释义。

  后来的很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启蒙运动进行释义。卡西勒认为, 启蒙运动是近现代哲学思想借以获得其特有的自信和自我意识的那场思想运动的一部分和一个特殊阶段。 (4) 在洛伊·波特眼中, 启蒙运动力图把人类从无知和被教训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5) 罗素声称, 启蒙运动是始于古典时期的一系列进步运动的一个阶段, 这场运动高扬理性, 并具有挑战现存秩序的特征。

二、跨国史视野下的启蒙运动背景

  启蒙运动不是陡然而至的。中世纪末期以来, 西方文化观念的发展可以说环环相扣。文艺复兴开启了欧洲文化的“人的转向”, 它不仅改变了审美观, 并使人关注现实人生, 而不是来世。新的价值观和社会实践方式 (崇尚文学、艺术、商业和技艺等活动) , 引起了文化意识的逐渐变革。此后, 在西欧, 不仅在意大利, 也在其他地区出现了一股对深受基督教观念影响的传统文化、知识体系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潮流。

  在这股思潮中, 生活在文艺复兴时代末期的蒙田 (1533—1592) 和弗朗西斯·培根 (1561—1626) 甚为突出。他们已经在大力宣传后来启蒙运动流行的许多观念。在《我知道什么?》文中, 蒙田宣传说:人们无权把建立在文化习见而不是绝对真理基础上的教条强加给他人。蒙田认为自我意识应该能够区别真理与谬误, 因此鼓励人们运用自己的判断力来检视世界, 而不要相信“权威”认可但未经考察证实的说法。他显然是指基督教知识体系。蒙田鼓吹宽容与和解精神, 以此对抗社会对异端学说但实际上是“真理”的压制。在18世纪, 蒙田声名鹊起, 从孟德斯鸠、伏尔泰到狄德罗等人都借用他留下的这些思想来发挥自己的观点。培根也反对轻信和盲从基督教神学及其世界观念, 并着手从哲学认识论层次上做出分析。因此,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重构人类精神上存在着连续性。

  17世纪科学革命对启蒙运动的兴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科学革命的成就使人认识到自身的能力和命运并不是如基督教所宣扬的那么悲观。科学革命证明了人类理性的力量和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性。科学革命也传播了一种全新的探索真理的方法, 即依靠实验、观察和归纳推理来揭示自然界奥秘, 而不是盲信权威, 或者依据基督教观念来推论关于世界各种现象的秘密。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法国科学院院长丰特奈尔 (1657—1757) , 就体现了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之间思想发展的连续性。他的启蒙事业首先开始于撰写科普书籍, 宣传新的宇宙观和社会进步观念。被启蒙运动学者奉为先哲的培根和笛卡尔也是科学哲学家。他们先于18世纪启蒙哲学家把理性的眼光投向社会及其学术思想, 并且为启蒙思潮提供了哲学认识论上的批判方法。

     启蒙运动的兴起与全球化初始阶段一系列的发现和跨文化交往有关。新航路开辟使欧洲人认识到世界其他地方还存在迥异的民族、宗教和文明形态, 从而使基督教关于人类的起源和谱系 (四个帝国的演化) 的说法成为虚假之言。这摧毁了整个基督教教义的基石。敏锐的思想家首先觉悟, 并起来呼吁民众质疑和抛弃旧的世界文明图景。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还受到与中国的跨文化交往的影响。启蒙运动期间欧洲出现了“中国热”。与欧洲文明迥异的中国文明在这股“热”中被理想化了, 常被用来借以对比和批判欧洲的旧制度和文化。伏尔泰对中国由明智的君主和哲学家统治赞赏备至, 并据此提倡“开明专制君主”模式。他同时也盛赞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 认为中国的史书充满理性, 没有迷信和虚构。这些都被用于揭示法国宗教文化的非理性, 以及鼓吹法国需要启蒙运动和社会变革的理由。

  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 启蒙观念并不是在一国单独萌生的, 而是在跨国的空间中形成的。本文中, “跨国空间”这一概念, 不仅指思想家跨国的旅居和思想、书籍的跨境流通, 也指由此而形成的想象中的空间, 在其中不同的文化、思想和观点相互审视、交流和融合。17—18世纪, 西欧几个国家内都出现了可以称之为启蒙思想的那些观念, 正是这些类似思想的交流和相互激励, 启蒙思潮才成为一种蔚为大观的思想运动。许多学者都注意到, 法国启蒙运动中激荡的那些思想观念, 其实更早地形成于英格兰和苏格兰。启蒙运动在英国的兴起“存在着与17世纪重要的连续性”。 (1)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 (1588—1679) 很早就从人性、自然法和理性等概念出发, 解释国家的产生及法理基础。他声称国家不是根据神意而是通过社会契约创造;君权也并不是神授的, 而是人民授予的。这是一种非常超前而大胆的政治理论。他还抨击宗教是人类无知和恐惧的产物。在《利维坦, 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 (1651) 一书中, 他详细阐述了这些思想。霍布斯的思想在当时几乎领先了伏尔泰等法国哲学家一百多年。该书的发表在信仰天主教的法国造成了极大震惊, 英国的保王党也与霍布斯决裂了。然而, 霍布斯这些思想并不是在英国单独形成的, 他的思想受到其他英法思想家的影响。例如他此前与培根有交往, 也熟悉笛卡尔在《形而上学的沉思》中所表达的观点。

  对启蒙运动做出重要贡献的英国哲学家洛克 (1632—1704) 也是这样, 他受益于跨国的文化和思想交流。1675—1679年, 洛克在法国蒙彼利埃和巴黎居住了四年。此间, 他与伽森狄的弟子弗朗索·贝尼耶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洛克受到霍布斯的影响, 也受到笛卡尔的影响, 这使他能综合英吉利海峡两岸的政治哲学, 从而为欧洲启蒙运动构建了一系列受到欢迎的观念。1683年洛克来到荷兰, 对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思想很为赞同。1689年, 洛克发表《论宽容》一书, 而“宽容”正是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后来所极力宣扬的, 并以此作为反对宗教异端迫害的思想武器。1690年, 洛克发表了启蒙运动期间最重要的一部哲学着作《人类理解论》, 这本书也得到广泛传播。在书中, 他批评圣奥古斯丁提出的人生而具有原罪的说法, 提出心灵白板说。洛克认为人的心灵初始宛如“白板”, 是经验或观念为他提供了思想的素材。洛克还论证“自我”是一种在体内的自我察觉和自我意识。这是一种朴素的但却能给基督教人性论致命一击的理论。洛克的经验论哲学在帮助启蒙思想家解构基督教人性论上起到了很大作用。在政治思想上, 洛克驳斥君权神授论, 他认为政府的权威只能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 当政府违反人民的意志, 人民就有权推翻这个政权。洛克宣称按契约成立的国家, 其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 而私有财产是人权的基础, 并主张立法、行政和外交权应分属议会和君主。 (1)

  从哲学深度上启迪民众心智方面, 苏格兰哲学家“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 苏格兰启蒙运动“约18世纪20年代兴起, 持续百年”。 (2) 在这方面, 休谟 (1711—1776) 最为突出。他在《人性论》 (1739) 等书中探讨人类思想的性质和深层结构, 声称人的意识是一个各种感觉的集合包, 灵魂实际上是感觉和观念的组合。他反对灵魂不朽说, 声称经验证明, 心灵和身体一样也会毁灭, 而且是同步的。他分析人类理解现实的过程, 认为这其中涉及直觉、抽象概念和逻辑演绎。在认知未来时, 他主张人不应从先验论出发, 而应遵循归纳法。这已经对基督教人性论具有釜底抽薪的意义。休谟还进一步揭示宗教迷信的渊源。他认为, 人的希望, 尤其是对自己命运的恐惧, 使人创造出多神论和一神论。休谟反对“宗教狂热”, 并对“神迹故事的历史可靠性问题, 对启示宗教展开了批评”。 (3) 他论证说:神迹“从未被证明, 因此不可能成为一种宗教体系的基础”。 (4) 休谟对当时流行的这些重要的宗教观念的解构, 传播到了法国, 为那里的启蒙思想家批判宗教迷信、盲从和解放人类理性提供了哲学原理。

  休谟曾于1763—1765年在巴黎担任哈特福伯爵的秘书。在那里, 他结识了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伏尔泰, 并被捧为巴黎社交界的名人, 这有助于他的上述思想的传播, 反过来也可以说明法国人是如何理解休谟的思想。休谟与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领袖让—雅克·卢梭也一度非常友好, 甚至成为朋友。在这些经历的帮助下, 休谟的着作和思想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获得广泛关注, 连远在哥尼斯堡的康德也了解休谟的思想, 康德声称休谟使他从“教条式的噩梦”中醒过来。1768年, 休谟才返回爱丁堡。“从1760年到1840年, 苏格兰哲学的影响日益增大, 起初主要是在德国和法国, 后来是在欧洲大陆, 并且同欧洲大陆的启蒙思潮融汇”。 (5)

  英国思想对法国的影响还远不止苏格兰哲学家休谟, 正如前已提到, 洛克的着作更早就传播到法国, 影响了孟德斯鸠, 使孟德斯鸠发展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理论。1726—1728年间, 伏尔泰在英国流亡, 实地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和哲学思想, 并把他对这个“理性之岛”的观感和反思写在1733年出版的《哲学通信》中。伏尔泰指出:“洛克阐述了人的理性”, “他也敢于怀疑”, “一步一步审查我们想要认识的东西”。 (1) 伏尔泰后来借用洛克的哲学观念来为自己所提出的新历史理论进行辩护。洛克关于人民有权以革命的方式再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以对抗旧政府的不当权威的观点, 与卢梭的思想如出一辙。这些观念相互激荡对法国启蒙运动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可以发现, 启蒙运动的许多观念都是在跨国空间中或者说跨文化的对话中成长的。

三、启蒙运动子观念:怀疑批判精神

  18世纪前后的启蒙思想包含很多复杂的观念, 但其中以下这几个“子概念”却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它们互相关联, 构成启蒙运动思想的基本架构: (1) 宗教宽容精神、 (2) 怀疑批判精神、 (3) 理性主义、 (4) 理想主义。从对这些子观念的解读中, 我们可以了解启蒙运动的意象和主旨。

  怀疑和批判精神是启蒙思想家力图灌输给人们的一种认识论态度, 也是启蒙哲学家试图使人们自主意识到基督教教会所灌输的关于人性及其命运存在的谬误的思想工具。在18世纪, 法语启蒙一词既指一种思想主张, 又指那些正在阐发这些思想的人。启蒙受到关注, 其语境就意味着人处于受蒙蔽环境中, 需要启蒙, 而启蒙的内容之一就是要首先揭露社会流行的观念和成见的谬误。这样一种批判性思维或者说对现存思维方式和社会文化习俗的质疑态度早在文艺复兴运动后期已见端倪。这一方面是对文化环境的认知, 另一方面是受到古希腊思想的影响。塞克斯都·恩披里阿 (约公元200年) 的手稿残片中的古希腊怀疑主义哲学创始人之一皮浪 (公元前360—前275) 的思想为文艺复兴学者们所了解, 被蒙田和他的弟子皮埃尔·沙朗 (1541—1603) 大力宣传。蒙田的《为雷蒙·塞邦辩护》和沙朗的《知识》广泛质疑宗教观念和传承下来的知识体系, 鼓励个人形成“一套不断质疑和延缓 (审慎) 做出判断的心理习惯和态度”。 (2)

  到了18世纪中期, 基督教的分裂、非西方文明及其思想信仰、新的宇宙观等, 进一步催生了对现有知识和习见的正确性的怀疑, 逐渐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了关于知识有效性的认识论危机, 并最终使一股强烈的怀疑主义哲学思潮在欧洲流行。强调知识不确定性的皮浪和蒙田的怀疑论, 为质疑当时问题众多的传统知识体系提供了支持。在宣扬以质疑和批判精神为基础的科学方法论上, 培根和笛卡尔的影响最为深刻。弗朗西斯·培根发表《论真理》一书, 继承蒙田的怀疑论思想, 反对轻信和盲从, 主张在观察和感觉经验的基础上思考和判断。培根不仅深刻揭示和批判导致人类思想谬误的认识论根源, 也从经验主义的立场来解构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对古代权威的盲从。

  笛卡尔 (1596—1650) 的《方法论》 (1637) 、《形而上学的沉思》 (1641) 和《哲学原理》 (1644) 等书, 同样表达了对传统知识的质疑。他批评经院哲学知识体系违反人类理性, 进而思考要创立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和方法论以代替经院哲学思辨, 从而使人能正确地认识世界。笛卡尔相信从业已存在的旧历史知识中不可能获得历史事实真相, 原因包括过去的事件记载不可靠, 历史家常把“不可能发生的事件描述得活灵活现”, 等等。在他看来, 质疑已有历史叙述, 并对之进行批判性分析, 是发现历史真相的基本方法。他提出“决不把任何没有明确认定为真的东西当作真理来接受, 也就是说要避免轻信和偏见”, 考察历史时, 历史学家应当遵循至少三条原则, 包括即使权威也不能使我们相信不可能发生的事, 等等。 (1)

  法国“怀疑精神之父”皮埃尔·培尔 (1647—1706) 于1679年出版《历史批判词典》, 把“批判的方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2) 这部“最伟大的怀疑主义着作” (3) 被认为直接开启了法国启蒙运动。贝尔主张用批判方法检验所有公认的传统习俗、制度和信仰体系。他的《历史批判词典》确立起的批判精神, 以对传统知识体系的怀疑为基础, 成为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立场。

  贝尔之后, 是丰特奈尔强有力地传播了怀疑批判精神。他的《多重世界》 (1686) 在改变社会思想、消除旧知识的谬误方面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1687年, 丰特奈尔又发表《神谕史》, 在改编一位荷兰人的拉丁论文基础上, 他运用笛卡尔的原则批判宗教权威的观念。他宣称希腊“神谕”是僧侣的欺诈之作, 这等于是在诋毁基督教思想的基础之一即早期教父的说法。他的着述推动了理性主义思想在法国的流行。

  “批判精神是 (各国) 启蒙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致性因素”。 (4) 在意大利, 维科1725年出版《新科学》, 也声称神和宗教是由人凭想象创造出来, 并借以维持原始社会秩序。维科很谨慎, 没有把这个原则运用到基督教世界。苏格兰哲学家休谟在他影响巨大的《人性论》和《人类理解研究》书中也宣布神的存在既不能肯定, 也不能否定。他甚至还进一步声称基于理性和经验的知识也有巨大缺陷。这些观点把启蒙时代的怀疑批判精神引向了更广大的领域。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1781, 1787) 、《实践理性批判》 (1788) 和《判断力批判》 (1790) 沿着休谟的怀疑主义的路径, 对人类知识的限度进行更宏观的反思, 代表了启蒙运动批判意识发展的顶峰。

  怀疑主义哲学促进了一种普遍的批判精神, 为批判基督教神学观念及其世界图景提供了一个哲学框架。正如彼得·鲍尔所指出:“如果说启蒙运动有什么东西能够打破国界和不同思想之间的限制, 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 那就是这种批判精神”, 换句话说, 批判精神是各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共享的思想特征, “理性主义精神披着批判的外衣”。 (5)

四、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理性和理性主义

  启蒙哲学家要启迪民众心智, 使之具备自主认识世界的能力, 所以他们对人的认知能力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人的这种自主认知世界的能力, 他们称之为“理性”。他们也把相信自己及自己的认识能力的这种心态或精神称之为“理性主义”。“理性主义”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 理性精神对他们来说, 首先“意指一种普遍的探究和怀疑心态”。 (6) 换句话说, 在没有看到事实和严密考证前, 不轻信某个说法。在18世纪, 这样一种信念转化为激发起大多数启蒙思想的批判活动。知识分子借助理性这一批判工具, 仔细考察各种传统观念和信仰, 摒弃那些错误的说法。如前所述, 培根和笛卡尔为了使历史思维摆脱显然充满谬误的基督教历史叙事, 设想了一些方法论原则。笛卡尔提出, 理性高于任何所谓“权威”意见, 对事物的认知必须通过严密的论证。他认为历史知识的获取必须建立在系统考证史料的基础上。 (1) 培根进一步认为可以通过分析和归纳各种文字和非文字的史料 (例如钱币、铭刻甚至谚语、传说等) , 来恢复和重建被时间所湮没的历史记忆。

  在启蒙时代, 几乎每一门启蒙学科都出现了关于理性概念及其含义的讨论。对“理性”的理解似乎有两种路径。笛卡尔为首的学派认为, 这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演绎推理能力, 类似于几何学中发展出的那种方法, 即从几条简单公理推导出较为复杂的理论的能力。英国经验论哲学家则认为, 这基本上是人类所有的归纳观察材料和感性经验的思维能力, 以及认为人类知识只能源自这条途径的意识。

  理性的概念在欧洲文化中经历长期的发展历程。中世纪盛期的经院哲学家例如托马斯·阿奎那运用亚里士多德逻辑方法来论证基督教观念, 实际上就采用了理性思维的某些言说规则。经院哲学观念虽然不以经验事实为基础, 但经院哲学讨论也发展出某些思维批判原则。中世纪经院哲学讲究对问题的思辨, 学者们往往对一种观点罗列正反见解, 然后分辨各种观点的谬误, 最后达到一种较为合理的结论。这是理性思维的一种合理的形式。到了13—14世纪, 牛津大学的格罗塞斯特、奥卡姆、罗杰尔·培根等学者, 已经对如何用头脑对所观察到的现象进行甄别、证伪从而获得对现象的某种科学认识提出了若干方法。在他们那里, 理性作为一种思维认知方式, 在发展上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

  理性概念和人性的概念密切相关。文艺复兴以来, 欧洲学者对人性展开了探究, 人能否自主思想, 或只能依靠上帝启示来认知, 成为人文主义者探索的重要问题。正是在对人性的探讨中, 理性的观念被发展出来。基督教哲学家认为人只能依赖天启来认知。当时, 许多思想敏锐的学者都发表着作对这个阻碍人类知识进步的命题进行讨论。西欧的学者在研究人性时, 大多颂扬人的思维对现象的认知和推理能力。理性开始就是作为人的这种认识能力的指称。对启蒙哲学家来说, 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理性的动物, 其理性只不过是没有被启蒙出来而已。这是对文艺复兴“人性论”的发展。在培根和笛卡尔手中, 理性作为一种人的认知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炼。如前所述, 培根提出人有关现象的可靠知识是来源于对观察和感觉经验的归纳;笛卡尔概括了这个认识过程的下一个阶段所应遵循的一些分析演绎推理原则。

  在18世纪, 理性从被视为人的一种认识能力, 进一步被抽象为人的一种自我完善的能力, 并且向着外化为一个“知性主体”转变。 (3) 法国启蒙哲学家宣称, 理性是人的一种“自我完善化的能力”, 这种能力使人类“日新月异地发明千百种新的需要”, “连续不断地由简单的需要走向更为复杂的需要”, “并且创造出千百种方法来满足这样的需要”, (4) 从而使社会不断进步。 (5) 休谟认为, “我们的推理能力……潜藏在所有的历史事变之下, 并制约着一切历史事变”, 因为人的理性是同自然法相一致的, 或者就是人心中的自然法, (1) 遵循理性的指引, 就会保证人的活动符合自然规律, 并带来人所预期的进步成果。社会进步因此就是人类精神构造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结果。在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眼中, 科学和社会的进步也是由于理性思维的发展。这种认知使他们“对人类精神解决它的问题的能力, 充满信心”;并且理所当然地借助理性去“理解并阐明人类生活———诸如国家、宗教、道德、语言———和整个宇宙”, (2) 并展望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后来的韦伯等社会学家认为现代化实际上就是“理性化”, 即根据经验、常识和思维的逻辑推理对社会和环境的合理化的改造和重塑。这样一些思想是在17世纪科学革命巨大成就使人意识到能够依靠科学改变人类社会命运的语境下出现的。

五、启蒙运动的重要遗产: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 即相信人类可臻完善以及社会能够持续不断进步, 是启蒙哲学家力图灌输给世人的另一种心态。它与基督教教会所灌输的悲观主义相对立, 这也是启蒙思想家试图解放人类思想的另一武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以及社会进步观浸透着这种信念。如上所述, 这种观念是植根于对人类理性的信仰。在他们看来, 如果社会罪恶不是由于人的先天的难以纠正的无能或者事物的性质所致, 而是由于无知和偏见, 那么启迪民智、破除谬误、增进知识和传播理性肯定就会促进社会状况的改善。到18世纪中叶, 启蒙思想家开始对公共机构的各个部门进行审视, 并提出改良的计划。他们真诚地希望这些方案能够被理解, 并被统治阶级采纳。

  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人类思想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进行了大量的讨论。1750年, 杜谷描绘了一幅人类思维认知方式演化发展的图景:在人类文明的早期, 人们多使用假想的神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的发生;后来又使用“本质”和“功能”这样的“抽象术语”来解释现象的原因;到了18世纪, 人类才学会用理性的方法来可靠地获取知识, 这种方法是建立在观察、经验验证和逻辑演绎的基础上。 (3) 启蒙时代在哲学家的眼中, 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个划时代的新纪元。

  伏尔泰在描述人类对自身及社会的认识发展的艰难历程时指出:最终, 人类终于历经漫长的时间, 改正了他们的观念并学会了正确思考, 我们可以相信理性和工业将会继续进步;有用的技艺将被改良;给人苦难的罪恶、偏见将在统治国家的所有那些因素中逐渐消失;哲学将在世界传播, 给人性在未来各个年代中遭受到的灾难带来安慰。 (4) 伏尔泰把正确认知世界视为使人类和社会完善的基础。在圣·皮埃尔等启蒙思想家看来, 如果一切都按照理性来改造, 人类社会就会趋于完善。在他们眼中, 理性主义既是一种认识方式, 即依据经验和观察而不是先验或偏见, 并借助严密的归纳和逻辑推理来认知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奥秘, 也是一种精神力量和生活处事的原则。它能够防止人类和社会陷入偏执和误解。

  启蒙哲学家不仅充满理想主义精神, 而且大多立志改造社会, 他们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 并试图据此重构社会。启蒙思想家对理性王国的展望及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影响至今。法国大革命期间, 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孔多塞, 即使被通缉, 躲藏在阁楼中, 仍旧要把他对未来社会的展望写下来。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充满理想。在即将到来的社会发展的那个阶段, 人类将建立完美的理性王国。各民族文明进步的差距缩小, 彼此尊重独立、自由和安全, 共享资源和财富, 并遵守“政治和道德准则”, 战争永远消失了。在一个民族内部, 不平等缩小或消失。人人勤奋劳动, 都能找到可靠生活来源, 并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在这个自由的国度中, 科学研究将大规模、有组织地进行;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力的巨大提高;人类“劳动得更少, 生产得更多, 需要得到更充分的满足”;法制同理性法则相一致, 人人按理性行动, 自尊和友爱的情感充分发展;医疗卫生保健、食物住房、劳动条件、人的体力、智慧、精神和道德乃至平均寿命都得到极大改善。 (1) 这种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主义鼓舞了后来的革命者。

  康德也对人类社会未来做出了充满理想的描述。康德相信, 自然将“遵循着一条有规则的进程, 带领我们人类从最初级的动物阶段上升到最高的人道境界”。 (2) 他预期, 未来的社会将是一个“具有普遍立法的公民社会”, 各国人民结成“国际联盟”, 在那个理想的社会中, 人的潜能和天赋得到充分发展, 内部有“完美的民法”, 外部遵循“普遍的国际公约”, 人类获得“道德的改善”。 (3) 每个社会成员“享有最大的自由”, 又不妨碍他人的充分自由, 社会中仍将存在对抗, 但是会受到“完善公正的民法”的限制;国与国之间将处于“永久和平”的状态, 即使最小的国家, 也可以依靠集体力量和法律体现的意志, 来获得自身的安全和权利, 康德的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 他也被视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流派的先驱。在圣皮埃尔1773年发表的《政府完善化的方案》中, 启蒙学者对社会进步近乎天真的理想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相信, 再有几朝的开明统治, 地上的天国就会到来。政府的不完善是因为有能力的学者未献身政治科学。他鼓吹建立政治科学院, 使学者顾问政府大事, 这样, 人类的黄金时代就不会推迟降临。启蒙运动传播的理想给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带来巨大影响。它唤起和鼓舞了各种社会改良家和革命者。

六、结语

  在当代, 启蒙运动的内涵和意义还在不断地被抽象、概括、解释和再评价。在一些学者心中, 启蒙运动是一场破除禁锢思想、阻碍社会进步的思想意识的运动;而在另一些学者心中, 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影响是现代社会许多弊病的根源。早在启蒙运动方兴未艾之际, 它就遭到维科的质疑, 维科揭示了启蒙运动的所谓“科学主义”的缺陷。19世纪的浪漫主义也批评启蒙运动过分依赖理性, 忽视把一个社会团结在一起的民族历史、神话、信念和传统等因素的意义。德国的赫尔德强调文化的独特性, 认为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和理想应得到尊重。伯林在他的《启蒙的三个批评者》书中宣称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达兰贝尔、卢梭、黑格尔和圣西门等人对人类自由思想的教条式的、排他性的阐述, 反而使他们成为自由的敌人。 (1) 伽达默尔批评启蒙理性站在传统之外来反思传统这一作法是对自身历史性的遗忘, 而一种真正的历史思维必须同时想到它自己的历史性。后现代主义则把启蒙运动看作现代性的桎梏之源, 意图从根本上破除对它的迷恋。

    在今天来看, 启蒙运动体现了欧洲文化发展的某种连续性, 又代表了其发展的一个断裂。启蒙哲学家认为启蒙对于人类文明进步至关重要, 而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启迪民众发展理性精神和对社会的落后、压迫以及种种桎梏的批判意识。理性主义本身又是同理想主义相联系的。启蒙哲学家因而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充满期望。启蒙思想家融合英国经验论和欧洲大陆唯理论的思想方法, 对那个时代面临的思想任务和社会要求进行反思, 他们所提出的那些社会原则, 如思想和信仰 (宗教) 自由,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 经济上的自由和不受 (封建) 国家干预, 人民与统治者的相互制约, 等等, 已成为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思想观念。启蒙运动也被很多学者视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换的一个必要的思想文化运动。

  理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认知的方法论, 强调经验主义和严密的逻辑分析推理, 这也是近代科学的方法论基础。理性也突出探索者即那个解读自然和社会的主体的态度:不轻信他人或已有说法, 不盲从权威, 而是根据自己的分析判断来认知。批判性思维是人类认识能够与时俱进、并不断解决新问题的关键之所在。批判性地审视已有的思想观念, 探究其是否错误或是否有更合理的形式和解释, 是理论创新得以被提出的思想前提。正如培尔和休谟所指出, “怀疑态度直接促成了令人信服的创造性新观点”, (2) 对未经科学方法来证实的说法持一种审慎的 (怀疑批判) 态度是人们获得可靠知识的前提。在呼吁尊重他人思想权利的基础上, 发展出反对思想桎梏和蒙昧主义的主张, 这成为启蒙运动思想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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