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中学生高度近视的影响因素分析

作者:   日期:2019-09-21

摘要:北京市初中一年级学生高度近视现状,分析高度近视相关影响因素,为开展北京市初中生高度近视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按照多级抽样的方法,抽取北京市初中一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眼科检查,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共有1 442名学生参与调查,最终纳入学生1 405名。学生平均年龄为 (12.69±0.768) 岁,男生777人 (55.30%) ,女生628人 (44.70%) .学生高度近视患病率为6.48%,其中男生高度近视率为5.92%,女生高度近视率为7.17%.多元logi

关键词:高度近视; logistic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初中学生;

引言:

  近视已成为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1],目前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检出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2].青少年时期的早发性近视与成年后的高度近视相关。在我国,高中生高度近视的患病率达到了10%~20%[3,4],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高度近视分别达到了18%和23%[5].高度近视由于眼轴增长,常引起眼底组织进行性损害,如葡萄肿、漆裂纹、黄斑出血视网膜脉络膜萎缩灶及周边视网膜变性,可发生多种并发症如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巩膜葡萄肿、白内障及青光眼[6,7,8],能引起明显的视力损害和致盲。由于高度近视的高患病率以及高致盲性,会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很大的疾病负担,因此,高度近视的早期控制与预防至关重要。为了解北京市初中一年级学生高度近视现状,更好地开展学生高度近视防控工作,本研究对北京市初中一年级学生开展高度近视调查,分析北京市初一学生高度近视流行病学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制定学生高度近视防控策略提供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本研究采用多级抽样方法:采用非概率抽样从北京市16个城郊区县中抽取6个,其中城区2个(石景山、丰台),郊区4个(怀柔、通州、昌平、大兴);采用随机抽样法从每个城郊区县抽取1~2所中学,以教学班为单位随机整群抽取初一年级学生构成调研样本。 

 1.2、方法

  1.2.1、问卷调查

  采用课题组自行设计的“北京市中学生近视成因情况调查问卷”进行问卷调查。问卷由学生和家长共同填写后回收统计。问卷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如姓名、性别、年龄、近视开始年龄、是否佩戴眼镜等)、家庭情况(如父母基本信息、父母是否近视及近视度数)、用眼行为(如户外活动时间、近距离用眼时间、读书学习用眼距离、近距离用眼主动休息频率、做眼保健操情况等),其中每周用眼行为时间为每周工作日用眼行为时间、每周周六用眼行为时间及每周周日用眼行为时间之和。

  课题组在调查开始前由同一调查者先后间隔14d使用《北京市中学生近视成因情况问卷调查》进行了2次问卷调查,并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对该问卷的重测信度进行评价。结果显示问卷中上学路上乘车时看书时间、上学路上看手机时间、老师课堂上纠正孩子坐姿和握笔姿势、放学后看电视时间、放学后天黑前玩手机、周末学习班时间、周末看电视时间、周末玩手机时间、总户外活动时间这几个问题的ICC分别为0.831、0.796、0.776、0.904、0.815、0.799、0.749、0.859、0.705. 

  1.2.2、视力检查

  采用背光照明的Snellen Tumbling E字视力表检查5 m远的裸眼视力,如果受试者有屈光不正,提前嘱咐受试者携带眼镜前来,检查其戴镜视力。

  1.2.3、眼屈光状态检查

  使用台式电脑自动验光仪,对准受检者的瞳孔,对焦清晰后按下读取按钮,每只眼测量3次,最后结果取3次连续测量的平均值。等效球镜(spherical equivalent, SE)的数值为球镜值+柱镜值/2.

 1.3、诊断标准

  以非散瞳状态下右眼电脑验光结果作为高度近视的诊断标准[9],SE≤-6.0D即被诊断为高度近视[10] 

 1.4、统计分析

  采用Epidata3.0软件建立数据库,对全部数据进行双人独立双录入,第3方对录入现场进行指导和督察,并对异常值及缺失值进行核查以及逻辑核查,确保所有变量的取值都在允许范围内。利用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来描述,非正态连续变量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来描述;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等级资料采用非参数检验,非正态计量资料采用秩和检验;多元统计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检验水准α=0.05

二、结果 

 2.1、高度近视流行病学特征

  在参与调查的1 442名初中一年级学生中,有37名学生因有眼科疾病被排除,其中结膜炎23人,沙眼7人,青光眼4人,眼外伤3人,最终纳入学生1 405名,占97.43%.学生平均年龄(12.69±0.768)岁,男生777人(55.30%),女生628人(44.70%)。

  调查显示,1 405名初中一年级学生中有高度近视91例,高度近视患病率为6.48%.其中男生高度近视患病率为5.92%,女生高度近视患病率为7.17%. 

 2.2、高度近视影响因素分析

  2.2.1、单因素分析

  将1 405人分为高度近视组(n=91)和非高度近视组(n=1 314),根据调查问卷内容及相关知识,选取16个变量作为可能影响学生高度近视的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父母近视情况、读书或学习时用眼距离、近距离用眼主动休息频率、每周户外活动时间、每周看电视时间、每周睡眠时间可能是学生高度近视的影响因素,结果见表1、表2.

  2.2.2、多因素分析

  以学生是否高度近视(是=1;否=0)作为因变量,为避免漏掉重要的危险因素,对单因素分析筛选的检验水准做调整[11],以单因素分析中P<0.3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纳入多因素分析,同时通过查阅资料并结合专业将看电视的距离、看台式电脑的距离、使用手机或掌上电脑的距离作为自变量纳入多因素分析[12,13],其中每周户外活动时间、每周看电视时间、每周睡眠时间以四分位数进行分组,对四分位分组采用哑变量处理,各项资料及其赋值见表3.采用“向后-条件”法对数据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父母都不近视的学生相比,父母一方近视 (OR=2.253, 95%CI=1.313~3.864) 及父母双方都是近视 (OR=5.389, 95%CI=3.033~9.574的学生更容易患高度近视;每周户外活动时间<4.17h学生患高度近视的风险是每周户外活动时间≥9.92h学生的2.242倍 (OR=2.242, 95%CI=1.208~4.162) ,结果见表4.

三、讨论  

  本研究多重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父母近视是孩子高度近视的危险因素,且随着父母双方近视程度的加深对孩子的影响逐渐加大。此前,大量调查研究证实了高度近视的发生有明显的家族聚集现象。Guggenheim[14]等对近视遗传度计算结果显示:高度近视同胞之间患病的危险度为20, 而低度近视的危险则仅为1.5,这一结果证明高度近视的发病因素中遗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Lam DS[15]等在香港进行的一项对于5~16岁中国儿童的横断面研究也显示,有较强近视家族遗传史儿童眼睛的生长和近视的转移速度更快。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父母近视及高度近视是儿童青少年高度近视的危险因素。

  从环境行为因素角度来看每周户外活动时间过短是高度近视的危险因素,这与近年来一些关于户外活动时间与近视的关联性研究结果一致。French[16]等研究发现在调整了年龄、性别和父母近视的影响后较低的户外活动时间(每周≤16 h)与较高的户外活动时间(每周>23 h)相比,近视发病的相对危险度为2.84.Wu[17]等曾对北京市小学生近视进展进行了为期1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城郊区县、父母近视以及基线时的屈光状态后,近视的进展与较长的户外活动时间有关。有研究者认为,户外光照活动能防止近视发展的主要机制可能是由于光对视网膜多巴胺生产和释放的刺激作用所介导的,多巴胺是一种重要的视网膜神经递质,功能包括视网膜发育、视觉信号传导和屈光发育,光照可刺激视网膜多巴胺释放,进而阻止眼轴增长[18].但此前很少有研究证实户外活动时间与高度近视的关联性,本次研究虽证实了二者的关联性,但由于横断面研究所限,无法推断户外活动时间与高度近视的因果关系,这需要进一步的纵向研究来证实。 

  本次调查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研究在北京市下设的16个区县中共抽取了6个区县,其中包括中心城区2个,分别为石景山区和丰台区;郊区6个,分别为通州区、昌平区、大兴区和怀柔区。既往的研究显示,北京市儿童高度近视患病率与居住地区存在关联性[19],本次研究受实际情况所限,对于城郊区县的抽取采用的是非概率抽样,可能存在一定的选择偏倚;第二,本研究是一个横断面研究,不能很好地反映高度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情况;第三,本研究没有对学生进行散瞳验光,调查组在查阅相关文献后将高度近视的诊断标准定为非散瞳状态下SE≤-6.0D[9,10], 但可能会由于调节因素的存在高估高度近视患病率。 

  近视发展为高度近视已成为影响儿童青少年健康的重要问题,因此,正确认识高度近视形成的危险因素,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是防治高度近视的关键。由于遗传因素无法控制,所以改变环境行为因素将成为最重要的防控办法。学校和家长应该重视学生用眼行为,培养学生用眼习惯、改善学生用眼环境,从而达到防治高度近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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