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路贷”犯罪中恶势力认定探究

作者:   日期:2019-11-06

摘要:套路贷犯罪中行为人构成恶势力的情况较为常见。在扫黑除恶刑事政策下,正确界定套路贷犯罪中的涉恶问题显得尤为必要。对于套路贷恶势力的认定,危害性标准具有独立意义。由于危害性标准属于综合标准,法院在认定危害性标准时需要履行充分说明义务。在恶势力内部,恶势力成员的构成需要考察行为人主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主要考察行为人对恶势力整体的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客观方面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实质判断标准。对于成员间的地位问题,首要分子应是实际行使领导管理权且在套路贷恶势力中形成向心力的人。区分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与从犯,应在承认共

关键词:扫黑除恶; 套路贷; 恶势力; 集团犯罪; 违法性认识;

  摘    要: 套路贷犯罪中行为人构成恶势力的情况较为常见。在扫黑除恶刑事政策下,正确界定套路贷犯罪中的涉恶问题显得尤为必要。对于套路贷恶势力的认定,危害性标准具有独立意义。由于危害性标准属于综合标准,法院在认定危害性标准时需要履行充分说明义务。在恶势力内部,恶势力成员的构成需要考察行为人主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主要考察行为人对恶势力整体的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客观方面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实质判断标准。对于成员间的地位问题,首要分子应是实际行使领导管理权且在套路贷恶势力中形成向心力的人。区分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与从犯,应在承认共同犯罪的主从犯地位的前提下,按照主客观事实进行综合认定。


  关键词: 扫黑除恶; 套路贷; 恶势力; 集团犯罪; 违法性认识;


  引言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开展,司法机关对社会中以各种形式存在的“恶黑势力”都加大了打击力度。套路贷犯罪是以民间借贷为外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或者暴力胁迫等方法侵占他人财产的一系列犯罪的统称。套路贷犯罪中不仅包括诈骗罪、抢夺罪、盗窃罪等侵犯财产法益的犯罪,还包括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抢劫罪等侵犯人身法益、社会公共法益的犯罪。在这一系列犯罪中极易滋生黑恶势力。正确甄别套路贷犯罪的黑恶因素,对准确打击黑恶势力具有重要意义。对套路贷犯罪中涉及的黑恶势力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2019年2月18号发布《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进行了明确。对于套路贷中符合黑恶势力认定标准的,应该依照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或者恶势力犯罪集团进行侦查、起诉、审判。

 

  一、“套路贷”犯罪中涉恶问题概述


  在司法实践中,套路贷犯罪中的恶势力是现实存在的。笔者在北大法宝、无讼等网站中以“套路贷”为关键词,搜索出175份关于套路贷犯罪的裁判文书,其中涉恶套路贷57份,涉黑套路贷8份(如图1)。


  涉恶套路贷的比重占套路贷案件总数的32.5%左右,接近套路贷犯罪总数的三分之一。出现较大比例的涉恶套路贷不仅由于我国刑事政策对黑恶势力的大力打击,也由于套路贷犯罪本身的行为表现容易构成恶势力,特别是套路贷犯罪在催款过程中一些暴力、威胁或者软暴力手段的使用,极易符合黑恶势力的认定标准。因此,界定套路贷案件中的涉恶性质不仅具有理论必要性,也有实践上的必要性。


  界定套路贷犯罪的涉恶性质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涉恶套路贷中恶势力性质的整体认定。对恶势力的认定,《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恶势力的概念与认定标准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规定1。对于恶势力的认定有形式标准,如人数相对固定;也具有实质标准,如扰乱秩序、恶劣影响等。形式标准的确定自不待言,但是实质标准的体现与具体认定仍需要进一步的界定。其二,在恶势力犯罪团伙或者犯罪集团中,并不是所有涉案人员都属于恶势力的成员,在整体确定恶势力团伙与集团性质的前提下,仍需要明确哪些成员不应属于恶势力成员。其三,在恶势力集团内部,各犯罪人的地位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相当大的争议,首要分子、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以及从犯在套路贷犯罪中认定问题关系到对各行为人的正确量刑问题。


  二、恶势力整体性质认定


  恶势力的认定标准有四项,即组织标准、行为标准、危害性标准以及雏形标准2。组织标准是指恶势力成员一般三人以上,纠集者相对固定;行为标准是指以暴力、威胁、软暴力等手段实施犯罪;危害性标准是指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比较严重的社会负面影响;雏形标准是指恶势力具有向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的趋势,但还没有完全形成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在套路贷恶势力的认定标准中,危害性标准存在相当大的争议,其具体表现在危害性标准在认定体系中的地位和实践中的判断方式两个方面。对于这两个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表现为当检察机关或者法院在认定套路贷犯罪满足组织标准与行为标准之后,就默认该犯罪团伙或者集团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比较恶劣的社会影响。造成这一司法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套路贷违法犯罪行为的实施通常具有一定程度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后果,甚至可以认为任何犯罪行为都会导致一定的社会生活秩序、经济秩序被扰乱,并且造成一定的社会恶劣影响。另一方面,社会危害性本身具有抽象性,在理论与实践中,对抽象的社会秩序影响进行准确的认定存在相当大的争议。由于司法实践中更要求规则的明确性与可操作性,因此,抽象事项的证明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


  笔者认为,危害性标准具有存在的独立价值。危害性标准以社会秩序扰乱与社会恶劣影响作为衡量标准,是恶势力行为侵犯的另一法益。法益可以分为私法益与公法益。恶势力在实施侵犯公民人身、财产等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时,其行为也侵害了社会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是所有的犯罪行为都是对现行社会秩序与治理秩序的违反与破坏,社会运行的有序性体现为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如同我国对犯罪客体规定一样,我国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客体分为具体客体、同类客体以及一般客体,通过犯罪行为侵犯构成要件的具体客体的同时,也必然侵犯我国整体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有序性与稳定性。因此,危害性标准与我国犯罪客体(法益)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明晰。笔者认为危害性标准应该与具体客体相当,而非是一般客体。“危害性标准不是一般客体”是因为一般客体本身是所有犯罪行为都必然侵犯的行为客体,但是它所体现对社会秩序方面的侵害程度较为抽象与轻缓。在私法益方面,行为所侵犯的公民个人法益是最直观具体的,但是对公民个人法益背后的社会关系的侵害比较抽象;在公法益方面,破坏社会公共秩序方面的犯罪也是由于行为直接且直观侵害了社会秩序才予以入罪。虽然社会公共秩序本身涵义比较抽象,但是对社会公共秩序的侵害是具体的与直观的。恶势力所滋扰的社会生活、经济等方面的秩序,是一种与具体客体相当的社会秩序,但是危害性标准与具体客体相当而非就是具体客体。首先,在刑法分则体系方面,我国刑法分则体系中本身已经具有社会秩序方面的罪名,如果行为人既侵犯了私人法益,又侵犯了公共秩序法益,一般会造成同一行为触犯多个罪名的现象,即符合想象竞合的情形,没必要进行独立规定。其次,在刑罚方面,行为人的情况符合恶势力构成条件,其法律后果是从重处罚。换言之,恶势力的认定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只是一个从重处罚的情节或者结果,如果将危害性标准所侵犯的客体认定为某一具体客体,则会出现量刑的冲突与矛盾。最后,在恶势力的危害性标准用语方面,是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较为恶劣”的用语就表明行为对社会生活秩序的影响并不能达到构成独立罪名的标准,但是该行为侵犯社会生活秩序,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超出原本罪名的涵盖程度,因此将其类型划为恶势力,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


  社会危害性本身属于抽象事物,表现对一定区域或者一定行业内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混乱。造成混乱与实现控制是两个不同概念,也有不同的体现。恶势力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黑社会性质组织对某区域行业形成非法控制,以致于给区域或者行业内的直接被害人以外的其他人形成心理与行为的控制。社会生活秩序的干扰是指某区域的直接被害人以外其他人的生活也受到了较为严重的滋扰。例如在套路贷犯罪中使用软暴力多次对被害人的住宅喷漆、跟踪滋扰等,不但扰乱直接被害人的社会生活,还造成周围居民或者群众的恐惧与紧张。行业经济秩序的扰乱主要体现在行业竞争的失序与国家经济管理秩序的混乱。恶势力核心在于“恶”字,作恶不仅体现在套路贷的被套路人,还有行业经济秩序、国家管理秩序等。套路贷犯罪中存在对同行的排斥因素,而这种因素的表现是通过暴力、威胁以及软暴力等手段实现的。在经济法律法规中,排斥同行、扰乱经济秩序的方式有很多,如恶意降低价格,诋毁商誉等,但是套路贷恶势力对同行业秩序的扰乱是通过暴力等手段实现的,对国家经济管理秩序的扰乱与破坏也是由于暴力、威胁等因素造成的。这一类型由于对象的特殊性,在实践中表现较少。对国家经济管理秩序扰乱的认定应当以手段的特殊性为前提,否则就应当以普通的经济纠纷处理或者施以行政处罚。


  危害性标准对危害程度也有要求。《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于危害程度的认定进行了规定,该规定表明对“较为恶劣影响”的认定需要综合侵害的对象、数量、违法犯罪次数等进行综合评价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综合认定经常出现问题,认定标准在个案中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全部符合的。检察机关在指控套路贷团伙为恶势力或者恶势力集团时,辩护律师往往提出该套路贷团伙的行为没有达到危害性标准或者检察机关对危害性标准的证明并不充分,而持否定意见的法院一般会列举出另外一部分符合标准的认定,来说明该套路贷团伙属于恶势力或者恶势力集团。当然对于综合程度的认定是法官自由心证的过程,但是法官具有自由心证的权利,也必须承担充分说明的义务。如果法院以部分成立标准否定辩护律师所提出的部分不成立标准,应当说明成立部分已经可以达到造成较为恶劣社会影响的地步,而不能仅仅罗列出成立标准之后就直接认定恶势力的危害性标准成立。


  三、恶势力成员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套路贷案件的涉恶性质较为明显,但是对于个体涉案人员是否属于恶势力成员存在争议。恶势力成员主要分为两类:纠集者和其他成员(2)。在套路贷恶势力集团中纠集者(包含首要分子)相对固定,较为容易判断,问题在于恶势力的其他成员的认定。因为对于其他成员并没有固定要求,其他成员在实践中一般也具有一定的流散性,在流散的其他成员中如何确定哪些属于恶势力则显得尤为必要。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司法解释中,从正面与反面对恶势力的其他成员进行了认定。正面认定以主客观一致为标准,认为主观上明知是恶势力或恶势力集团,客观上仍接受纠集者领导实施犯罪活动的属于其他分子;反面认定中,对临时雇佣、被利用以及受蒙蔽的人一般不应认定为恶势力成员。事实上,反面排除认定也是通过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在司法实践中,排除认定问题也有相应的体现(如表1)。


  由表1可知,辩护律师与法院判断恶势力成员的标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在主观方面,行为人是否具有参与的主观意愿。对于参与恶势力团伙或者集团,行为人可能并无此意愿,但是为了其他目的而临时参与几次套路贷恶势力的相关违法犯罪行为。其二,在客观方面,参与行为、参与次数、参与时间等都影响确定行为人是否属于恶势力成员。


  对于参与的主观方面认定,行为人对参与恶势力应出于故意的主观意愿。故意分为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主要体现为行为人明知自己所参与的是恶势力,但希望或者放任自己的参与行为并在恶势力中实施相应的违法犯罪行为。在主观认识中引出一个问题,即恶势力成员是否需要对整体恶势力违法性质有认识。笔者认为违法性认识在套路贷问题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这种意义与价值也必然反映到对其中恶势力成员认定上。套路贷实施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放贷过程,第二部分是催款过程。这两个部分中均有大量公司招聘的普通业务员参与,这些普通的业务员参与到套路贷犯罪甚至套路贷恶势力犯罪中,但对其违法性认识应结合实际情况具体分析。


  首先,业务过程分化隔离。在部分套路贷犯罪中放贷过程与催款过程分化,有的以公司为形式的套路贷集团禁止放贷人员与催款人员进行交流。放贷人员即使以所谓话术引诱欺骗受害人签订合同,但是这仅仅涉及诈骗罪或者敲诈勒索罪等,一般放贷阶段不存在明显的暴力,放贷人员对恶势力的认识存在障碍。对于催款阶段,催款人员虽然有时会使用暴力、威胁或者软暴力等手段,但是由于其不清楚合同合法性等相关事实,仅仅认为其具有催款目的的合法性,催款过程中除非使用的手段明显触及违法犯罪底线,一般的胁迫或者软暴力应该属于催款合理范围内的手段。因此,催款人员对恶势力的违法性认识也存在阻碍。其次,公司高层对公司普通成员的洗脑。在以公司为形式的套路贷犯罪集团中,公司常常举办单位部门会议,在各种会议中反复强调公司的合法性。有些公司还存在“外聘律师”作为公司法务,以表明公司的正规性与合法性。这种刻意的洗脑式的合法性宣传对业务员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最后,警方处理的暗示作用。在套路贷犯罪集团被查处之前,并非没有警方的介入。部分套路贷被害人有所警觉后就向警方举报,警方也到公司进行调查处理,但是在最后查处之前,很多都以经济纠纷作为处理结果。这是由于套路贷犯罪具有较强的违法隐蔽性,很难让警务人员迅速判断出来。但不可否认的是,警方的认定处理间接地给公司普通业务员以合法性暗示。


  违法性认识作为一项刑法理论,在实务中经常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刑法中不知法者不免责”也被人们广泛认同与接受。但是在理论界已经有学者对违法性认识产生质疑,认为应该把违法性认识确定为故意的组成部分4。笔者认为,如果相关事实条件不能够让行为人产生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应该阻却犯罪的成立。在套路贷恶势力犯罪中,普通的公司职员实施套路贷犯罪具有认识的可能性,因为套路贷犯罪是诈骗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等一系列罪名的集合,业务员只要对其中部分罪名有认识的可能即可成立。但是对于自己的行为并非普通的违法犯罪而是“为非作恶、欺压民众”的恶势力犯罪,存在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的实质阻碍。所以在整体认定套路贷行为人为恶势力的情况下,对于部分主观上缺少违法性认识可能的人员应阻却其成为恶势力成员。


  对于参与的客观方面,参与的行为、次数、时间等都成为争论的标准。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司法解释中,如果行为人属于被“临时”雇佣或者被雇佣则一般不认为是恶势力成员。事实上,司法实践中争论的参与行为、次数、时间等都意在说明成员的临时性。行为、次数、时间等都只是临时性的表现之一,在司法实践中不可能同时满足。从表1的案例中可以看出,辩护律师提出部分标准的满足作为临时性的判断因素,法院则以另外的临时标准的不满足而认定该行为人仍属于恶势力成员。由此,需要探究的是临时性的实质衡量标准,对时间、次数等形式标准的参考是为了证实实质标准的成立与否。换言之,为什么司法解释要以行为人的临时性作为出罪的缘由。


  笔者认为临时性的实质理论基础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实质,社会危害性较低的行为不值得刑法予以规制。同样,在套路贷恶势力中,如果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低则不应该将其纳入恶势力成员之中,但是将“临时性”解释为“社会危害性”是否不当扩大了“临时性”的涵盖范围?一般认为,“临时”是时间上的概念,临时与否取决于时间的长短。如果临时仅能包含时间概念,则社会危害性的解释明显超过时间的语义范围。“临时”一词,汉语意思为“非正式的、时间短的”5。“非正式”涵义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时间的限制范围。“非正式”不仅可以体现为时间的短暂性,也可以体现为行为未被官方所承认。将“临时性”放置在套路贷恶势力犯罪的视角下,则体现为行为人参与套路贷犯罪的时间短暂性与参与程度的轻微性。程度的轻微性是指虽然行为人可能加入套路贷犯罪的时间稍长,但是起到的作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没有被套路贷成员集体所承认。由此可见,“临时性”在语义涵盖范围中可以容纳“社会危害性”的概念。另外,如果仅将“临时性”局限在时间长短上,也会造成认定上的不合理。以社会危害性中的危害结果为例,一般情况下,当行为人的行为只实施了较轻的恶势力行为、参与时间较短、参与次数较少等都会导致行为的危害结果也会较小;但是两者也会存在不匹配的情况,即行为人参与行为的时间短、次数少而造成的危害结果较大的情况。危害结果较大不可能不作为犯罪处理。如果没有恶势力的认定,单次危害结果较大的犯罪行为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在有恶势力因素参与的情况下,不应该在相同的情况下进行出罪。


  司法解释中以“临时”作为社会危害性的表达用词并非错误,因为“临时”一词本身可以解释为社会危害性,而且比“社会危害性”的用语更为具象化。“临时”一词给予时间、次数等直观含义已经可以排除很多恶势力的其他成员认定,起到明确提示的作用。对于时间较长而危害结果可能较轻的情况,可以直接引用犯罪的实质理论进行排除。如果司法解释中统一都使用社会危害性一词,则会由于社会危害性的抽象性造成恶势力成员在认定上的泛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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