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调查证据规则的立法现状与完善建议

作者:   日期:2019-11-06

摘要:《监察法》规定的监察调查蕴含职务违法调查与职务犯罪调查行政司法二元权力属性。其第33条所确立的证据类型并未脱离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据种类,因而就监察调查证据收集与认定规则的独立性须作进一步诠释。监察调查应根据其启动原因作类型化区分,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梯度的证明标准,避免职务违法调查与职务犯罪调查所依据的证明责任相互混同;在移送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应立足于检察官客观义务对监察调查过程中收集的证据作“实质”审查;在监察调查中还应赋予被调查人必要的法律帮助权以切实保障其相关诉讼权利。

关键词:证据方法; 证据资料; 梯度证明标准; 检察官客观义务; 实质性审查;

  摘    要: 《监察法》规定的监察调查蕴含职务违法调查与职务犯罪调查行政司法二元权力属性。其第33条所确立的证据类型并未脱离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据种类,因而就监察调查证据收集与认定规则的独立性须作进一步诠释。监察调查应根据其启动原因作类型化区分,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梯度的证明标准,避免职务违法调查与职务犯罪调查所依据的证明责任相互混同;在移送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应立足于检察官客观义务对监察调查过程中收集的证据作“实质”审查;在监察调查中还应赋予被调查人必要的法律帮助权以切实保障其相关诉讼权利。


  关键词: 证据方法; 证据资料; 梯度证明标准; 检察官客观义务; 实质性审查;


  一、问题的提出:现行规范下监察调查证据规则模糊不清


  (一)监察调查证据规则之建构须以肯认调查权力二元属性为前提


  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为《监察法》)的颁布与实施宣告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从三地试点完整地向全国铺开。因回应集中统一的反腐需要,监察调查承继了行政监察调查、职务犯罪侦查的原有程序属性,将多元主体的功能予以整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为《宪法》)修正案已经明确“监察委员会是实现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政治机关,不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1]。因而,监察委行使的监察权并非行政监察、职务犯罪侦查等职能的简单叠加,乃为“依托纪检审查”“拓展行政监察”“衔接刑事司法”的独立权力。监察权虽为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综合性政治权力,实则已具备了行政监察与犯罪侦查的二元权力属性。国家权力结构并非仅限于由立法、行政、检察、审判等其中单个或者多个类型组成,而隶属于司法权范畴的检察权,其与行政权之间的界限乃为学界多年来争执不休的论题,正因监察权的独立使得国家权力架构从“四权分置”迈向“五权分隶”[2](p41-49)。


  (二)监察调查证据规则之适用标准存在碎片化倾向


  《监察法》对监察调查过程中所涉及的证据收集方法与证据标准移植于刑事证据规则但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在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的刑事司法外部衔接机制上,职务犯罪调查收集的证据可作为直接认定为刑事诉讼证据,但缺失监察调查内部衔接的证据转换机制。从证据规则的逻辑周延性而言,《监察法》对于证据制度的规定呈现出笼统的、概括的或者含糊不清的特征,例如《监察法》第33条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具有将超出法律规制的证据调查方法予以排除的宣示意义,并未像《刑事诉讼法》)第56条将“非法的证据调查方法”以“刑讯逼供”“暴力或威胁”等文义予以例示或列举说明。仅就规则的文本而言,《监察法》虽已总括性地呈现了刑事证据规则之全貌,但由于乃碎片化的法律文本移植,其仍未从体系上建构出独立于刑事证据规则的监察调查证据规则。


  职务犯罪证据收集主体因《监察法》的出台而更易后,司法实践中须应对如何区分不同主体证据调查行为的效力,如何明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不同性质的调查程序中的适用范围,如何依照不同的程序启动原因建立起监察调查梯度证明标准,如何理顺在补充调查阶段多重证据收集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区分内部证据转换机制与外部证据衔接机制等等问题。立法对于证据制度的体系设计与优化过程应尊重单个类型证据规则的内容完整性。即便从独立的证据立法模式视角予以观之,亦不可仅满足于体现证据制度的部分精神,否则证据制度大厦的整体逻辑结构将不再完整[3](p125-132)。因此,在涉及职务犯罪与职务违法不同案件原因而启动立案调查程序时,应从监察权运行的架构上考虑其权力性质。监察调查行为本身所蕴含的法律后果即为权力性质之体现,只有在明辨权力运行背后隐喻的根本属性时,方可从本质上有效地判断如何适切运用证据规则。


  二、监察调查证据规则之立法现状


  从《监察法》规定的证据规范的内容看,监察调查证据规则涵盖了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及禁止性规范。《监察法》中“证据”一词共出现21次,其中第33条、第40条与第45条乃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衔接的重点规范,其将刑事证据规则作为监察调查证据收集之标准,并就证据种类作了不完全列举从而确立了《监察法》关于监察调查证据规则设定之基本立场1。


  基于监察调查权蕴含的双重属性,有必要将监察调查证据规则与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进行比较,确立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调查程序中适用不同证据规则与梯度证明标准的正当性依据。笔者认为,《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确立的证据衔接机制须遵从刑事司法的基本运行规律,其证据规则的确立与运用更应从刑事诉讼程序运行之视角予以审视。早在1996年,全国人大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仅存在8项条款涉及证据制度的规定,且内容上过于笼统,原则性条款的表述缺乏足够的操作性。而后“两高”在1998年出台《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9年颁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时,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从规范文本上有了较为明显的突破与改观2。因此,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作为监察调查证据衔接的制度基础与规制依据,更可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资料的审查与判断、证据采信规则等予以考察。而当前的问题主要集中于监察调查的证据收集、移送与审查等三个领域,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展开分析。


  (一)监察调查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操作上的模糊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证据禁止规则”的形态之一为现代各国普遍采纳。基于正当程序的维护与司法的纯洁性之考量,对不具备证据资格的证据材料在进入到法庭审理前作初步判断筛查,可起到抑制侦查违法侦查的作用[4](p27-28)。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历史可追溯到2010年5月“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若干问题的规定》,其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框架3。2012年后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完善。2017年6月“两高三部”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其内容涵盖了对非法取证方法的认定,对刑讯逼供的重复性供述的排除,检察机关在对非法证据的调查与核实义务以及侦查机关自行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等,从程序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指引[5](p5-14)。但遗憾的是2018年11月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并未充分吸收《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核心内容,尤其在界定非法言词证据范围、重复性自白的排除、与侦查监督的同步、对过程证据的收集乃至庭前会议对证据收集合法性审查等方面未见更明确的阐释[6](p78-84)。监察调查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质乃由职务犯罪调查所具备的刑事侦查属性决定。通常来讲,一项权力的基本属性不可仅以其外观进行判断,而应从权力来源、运行程序以及法律后果等方面予以探知。监察调查中的职务犯罪调查权源于检察机关“两反”部门的自侦权,因此本文所探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然须以职务犯罪调查的刑事侦查属性为前提,此乃监察调查证据移送司法审查衔接的正当逻辑4。同时,根据2018年新修订《宪法》第127条之规定可知,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调查中“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该事实上规定隐喻了监察职务犯罪调查的类司法权力属性,并为适用刑事证据规则提供了宪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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